構建鄉村振興體系，打造共同富裕平臺 ——廣東2277個省定貧困村“后隊”變“前隊”的啟示

圖為茂名市化州市李山村風貌。

2020年是脫貧攻堅決戰決勝之年、收官之年。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各地區各部門要總結脫貧攻堅經驗，發揮脫貧攻堅體制機制作用，接續推進鞏固拓展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保持脫貧攻堅政策總體穩定，多措并舉鞏固脫貧成果。要激發貧困地區貧困人口內生動力，激勵有勞動能力的低收入人口勤勞致富，向著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標繼續前進。

作為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廣東經過 2009 年—2015 年的“雙到”(規劃到戶、責任到人)扶貧，解決了國家現行標準下絕對貧困。在此基礎上，2016 年以來開展新時期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全省累計 161.5 萬建檔立卡相對貧困人口和 2277 個相對貧困村也相繼達到脫貧出列標準。同濟大學國家現代化研究院調研組近期在廣東十余個脫貧村調研發現，通過廣東全省上下堅持不懈的努力，貧困村生產、生活、生態正在發生深刻重塑：貧困人口收入穩定增長，產業基礎逐漸夯實，基礎設施公共服務不斷改善，村容村貌煥然一新。在諸多翻天覆地的變化中，調研組認為三大變化具有標志性意義和深遠影響。

汕尾市新山村景色。 新山村供圖

——基層治理模式不斷創新，鄉村發展的“農民主體性”作用顯現。村民理事會、鄉賢大會、鄉村振興促進會、村集體扶貧資產管理委員會、紅白理事會、道德評議會、禁毒禁賭會、村民議事角……在調研過程中，一批豐富多彩的村民自治模式讓人眼前一亮。這些組織有的針對村容村貌，有的針對移風易俗，有的針對產業發展。目的雖然不一，但無一例外不是強調農民的主體作用?；鶎又卫砟Ｊ降牟粩嘭S富，極大激發了農民的主人翁意識和創新精神。有的村探索出土地流轉的“地票制度”，有的村自發投工投勞、由本村工匠帶領村民自己設計圖紙、建設項目。據統計，目前廣東全省已建立村規民約、村民理事會的自然村共13.8萬個，占全省總數的89%。

——外出“鄉村精英”出現趨勢性人員回流。調研的十余個農村無一例外均出現了“鄉村精英”回流現象，少則十幾人、幾十人，多則上百人。外出人員選擇回歸故土，甚至部分城市人群瞄準鄉村振興風口，意味著將有更多智力、信息、管理資源涌入農村，使農村成為產業鏈和價值鏈的發起點，成為投資和消費的動力源頭。農村內生性增長動力源被喚醒，將在很大程度上改變農村依附于城市的單向關系，使城鄉平等價值交換成為可能，進而為高質量的城鄉融合奠定基礎。

——農村在產業鏈、價值鏈上的發軔作用顯現，城鄉資源要素互動從“物理反應”向“化學反應”躍升。長期以來，造成城鄉發展差距不斷拉大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鄉村缺乏價值創造能力，導致優質要素持續流失，造成鄉村空心化、貧困化。廣東通過新農村示范村建設，不斷拉近城鄉時空距離，縮小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方面的城鄉差距。在調研中我們發現，不少示范村出現了從“依附”城市向“吸附”城市的轉變。

總體來看，廣東的新農村示范區建設是一個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民的“三變”過程，是一個貧困村生產、生活、生態深度咬合、彼此賦能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人、財、地、技、生態等要素互為支撐，原本分散、孤立、割裂的農村資源逐漸涓滴成河，形成相對獨立的價值增長體和根植于農村的內生發展動力。

“十四五”規劃《建議》提出，強化以工補農、以城帶鄉，推動形成工農互促、城鄉互補、協調發展、共同繁榮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即將全面開啟之際，廣東實踐對未來全國高水平扶貧工作無疑具有啟發意義。

——全面加強黨的領導是扶貧強有力的組織保障和政治保障。抓好黨建促脫貧攻堅，是廣東扶貧工作的重要經驗。省市縣鄉村“五級書記”一起抓，強化基層黨組織在脫貧攻堅中的戰斗堡壘作用，使精準扶貧有了強有力的組織保障和政治保障，使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得以充分發揮。

——維護農民權益是扶貧工作的根本出發點。建立起保障農民權益的制度安排，在經濟上保障農民物質利益、在政治上尊重農民民主權利，使處于相對弱勢地位的農民能夠更充分地分享改革紅利。脫貧致富終究要靠貧困群眾用自己的辛勤勞動來實現。廣東實踐證明，堅持尊重農民意愿和選擇，尊重農民首創精神，將極大激發農民的主人翁精神和創新意識。

——激活“農村價值”土地是關鍵。建立解決相對貧困的長效機制、破解城鄉二元結構，一定不是消滅鄉村，而是重新發現、提升農村的價值。在眾多農村資源中，土地無疑是“農村價值”的核心載體。激活土地要素，不僅將打開農村發展的新空間，也將大大拓寬城鄉融合的通道。

——高度重視社會扶貧在大扶貧格局中的重要作用。打贏脫貧攻堅戰，僅靠政府是不夠的，必須進一步動員社會各方面力量參與扶貧開發。自2016年率先開啟解決相對貧困的探索以來，廣東已有一萬余家企業結對幫扶八千多個村莊，大批鄉賢捐款捐物，充分證明了社會扶貧的巨大能量。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首次提出“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社會扶貧不僅是解決脫貧問題，實際上也是搭建“共富平臺”的雛形。

——農村可以成為價值鏈、供應鏈的起點。很多貧困村不是沒有資源，不是沒有產業發展的基礎，而是缺乏發現、整合、挖掘資源價值的理念和機制，缺乏激活產業振興的開關和制度設計。廣東通過新農村示范村建設，使束縛鄉村發展的枷鎖逐一剝離，鄉村獨有的生態價值、情感價值、空間價值日益顯現。鄉村之于城市的意義不再局限于資源供給或者互換，而是提供了一種有別于城市發展模式的全新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