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昨天，半月談（ID：banyuetan-weixin）推送了一篇題目為《空心化、黑惡化、信訪化......這五大短板阻礙鄉村振興！》的文章，指出鄉村治理存在五大短板，傳統治理理念、方式失效，治理能力已不適應現代化國家的要求。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推動社會治理重心向基層下移”，提速鄉村治理現代化進程；而“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為這一進程標識了工作重心。
事實上，黨的十八大以來，不少地方以創新勇氣試新舉，因地制宜謀善治，探索多種治理新路徑，走出鄉村凋敝困局。
在深入調研各地生動實踐成果，汲取眾多專家智慧的基礎上，半月談雜志社特別提煉出當前鄉村治理探索成效顯著的十三種模式，分別采取記者現場調查＋專家點評推薦的形式，予以專題報道和集中展示。
十三種模式中，或聚焦體制創新，優化組織架構，重構基層權力運行體系，實現治理體制多元（如監委會、理事會、議事會、政經分離）；或探索自治、法治、德治三位一體，探路治理體系多元（如三治合一、新家訓家風）；或瞄準公共服務，寓管理于服務，凸顯治理功能多元（如公共服務站、政府購買服務）；或借力外智，充實鄉村精英人才隊伍，形成治理主體多元（如新鄉賢、大學生村官、第一書記）；或以融合思維激發活性元素的引領、貫通和滲透效應，力求治理機制多元（如黨建＋、互聯網＋）。
十三種模式視角多樣，各有側重，又互補交融，有機統一。它們從鄉土中國的痛點、難點中探尋發力點、亮點，凸顯問題導向和建設性取向；它們從田園、從草根探尋路徑，彰顯可貴的首創智慧和務實底色。
新時代，將是基層治理的痛點凸顯期，也是亮點催生期。作為37年以時事講解和基層發現為使命的“中華第一刊”辦刊人，我們期望，這些治理新探索能給各地基層干部群眾提供可推廣的典型樣本和可借鑒的“解決方案”，以助力鄉村振興戰略，將濃濃鄉愁轉化為實在的治理行動，共建共享“把酒話桑麻”“月是故鄉明”的新時代鄉村新圖景。
當前鄉村治理探索成效顯著的十三種模式
模式一：政經分離
【專家推介】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李國祥
農村集體經濟發展壯大后，需要按照市場經濟規律運行，只有跟鄉村自治組織分開，集體經濟才能得到更充分發展；與此相對應，基層自治組織只有將經濟職能剝離以后，才能更專業化、精細化，給村民提供更優質的服務。
廣東佛山南海區、浙江溫州等地的政經分離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基層治理實踐。通過經濟組織與自治組織分離，兩者分別履行各自的職能，理順了組織之間的職責關系。這種模式對于發達地區破解外來新增人口帶來的基本公共服務與經濟收益分配的矛盾，也是一種有益的探索。
【案例】《不兩分開，怎能兩加強》（記者：李雄鷹）
佛山市南海區里水社區舉行股東、黨代表會議
模式二：監委會
【專家推介】山東大學教授王忠武
支委會統領、村代會定事、村委會辦事、監委會監事，山東濟南市章丘區“四會管村”做到了領導權、決策權、執行權和監督權“四權”的合理分配和有效結合，實現了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四民主”的責任落實和有機統一。
目前，全國許多村莊都建立了村務監督組織，浙江、山東、安徽、福建、河南、四川、寧夏等省份還下發了專門規范性文件。村務監督委員會這一村級民主自治新模式有效破解了村務監督難和制度落實難兩大難題，從制度層面構建責權明晰、分權制衡的鄉村現代治理機制，讓群眾明白，還干部清白。
明水街道柳溝社區黨支部書記部先文向記者介紹村務監督委員會的職能
模式三：議事會
【專家推介】成都市委黨校教授劉益飛
作為統籌城鄉發展的“樣板”城市，成都市成立村民議事會探索推進民主政治建設，充分調動了群眾參與社會治理積極性和主動性。撬動群眾參與治理的熱情，普通黨員帶頭尤為重要。未來，議事會應“盤活”基層黨建資源。
【案例】《讓民作主的“議事堂”》（記者：吳文詡 李力可）
彭家灣村的理事會成員平日聚在集體捐建的十策堂獻計獻策李偉攝
模式四：理事會
【專家推介】廣西壯族自治區區委黨校教授盤世貴
廣西河池、湖北大冶探索村民自治重心下移，全面覆蓋，在行政村以下的各村屯、各村莊、各村民小組等設立理事會，搭建起更為細密的組織架構和更精準的工作模式。它以群眾需求為導向，讓群眾自覺參與村莊事務管理，有效避免村民自治空轉；同時，以黨員為引領，實現黨組織對群眾的組織和動員。
理事會是村民自治制度的堅持和完善，是村兩委功能的細化和落地，對于踐行黨的群眾路線、解決鄉村振興問題和社會治理創新具有普遍示范意義。
【案例】《黨群黏合劑，專治自治空轉》（記者：曹祎銘）、《村莊有了理事長》（記者：李偉）
彭家灣村公示村民所捐錢款的每一筆開支在墻,本刊記者李偉攝
模式五：三治合一
【專家推介】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賀雪峰
湖北恩施地區的農村是比較典型的處于轉型期的農業性村莊，正處于鄉土規則、國家法律等多元規則并存的時期。三治融合的恩施治理思路適應了當前農村社會的復雜性和過渡性特征。自治、法治和德治的實質是三種治理資源，在當前農村社會中，這三種資源各具比較優勢，都有發揮作用的空間。恩施因事制宜融會運用多元治理資源，其經驗值得借鑒，也與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的“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高度契合。
【專家推介】海南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鄭崇明
目前偏遠農村地區許多事務的治理方式是非現代的、非正式的，傳統習俗和慣例發揮著很大的作用。海南等地的鄉村法律顧問服務則將正式的法治規則嵌入到非正式的農村習俗中，推動基本法律服務均等化，實現基層尤其是偏遠農村地區治理的法治化和有效性。
【案例】《“鑰匙一多，鎖也就好開了”》（記者：譚元斌）、《給農民一雙“法”眼》（記者：王暉余 劉鄧）
模式六：新家風家訓
【專家推介】陜西省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羅丞
中國自古有重視家風家訓的傳統，例如顏氏家訓、曾國藩家書都有諸多值得吸收借鑒的內容，成為寶貴的文化遺產。作為社會的細胞，家庭擁有好家風對于構建整個社會的公序良俗有重要意義。陜西渭南以家規家訓為切入點，宣傳、引導和弘揚好家風，塑造了良好的鄉村軟環境，重塑新鄉風文明。
目前，在浙江、福建、江蘇、山東等地都有通過家規家訓建設改善村風民風的探索實踐。需要注意的是，家規家訓的確立要做到貼合實際，避免千篇一律、流于形式；也要認識到社會風氣的改變是一個潤物細無聲的緩慢過程，要做好久久為功的思想準備，同時完善制度建設。
【案例】《萬條家訓掛出新鄉風文明》（記者：蔡馨逸）
渭南市華州區毛溝社區蕭太文家堅持傳承“謙恭禮讓”家訓 張博文 攝
模式七：公共服務站
【專家推介】中共中央黨校經濟學部教授、博士生導師徐祥臨
廣東省清遠市著力推進以完善農村基層治理為重點的農村綜合改革，構建社會化服務體系，打通服務群眾的“最后一公里”。清遠通過建設村級公共服務站，將公共服務的重心由縣鄉下移到村，既提高了黨政機關辦事效率，又方便了廣大農民群眾。
清遠英德市九龍鎮大陂村公共服務站
模式八：政府購買服務
【專家推介】安徽農業大學資源與環境學院教授儲茵
最近，中央深改組審議通過了《農村人居環境整治三年行動方案》。安徽來安模式通過政府購買服務，借力保潔公司市場化運作，有效解決了農村垃圾治理的頑疾。這種政府購買的方式還可適用于文化娛樂、社會治安、職業培訓等公共生活領域，促使鄉村公共服務的質量逐步優化，增強新時代農民的持續獲得感與主體責任感。
【案例】《誰清了村里的垃圾？》（記者：汪奧娜）
模式九：新鄉賢
【專家推介】浙江省社會學會會長楊建華
鄉村治理現代化離不開人才。城鎮化浪潮中，鄉村精英人才的外流成為制約鄉村振興的瓶頸之一。鄉賢文化回歸正當其時。
浙江上虞和湖北巴東等地傳承發揚鄉賢文化，回應了新時代農民的多元訴求，為鄉村振興凝心聚力，讓故鄉的月更明亮，讓故鄉的人更親切，為中國農村新鄉賢治理提供了寶貴的示范與參照。
【案例】《有一種情懷叫反哺》（記者：段菁菁）、《歸來吧！走出大山的游子》（記者：譚元斌）
模式十：大學生村官
【專家推介】北京大學社會學教授夏學鑾
截至2016年底，全國在崗大學生村官人數超過10萬人，其中有5萬多人進入村兩委班子，9000多人進入鄉鎮領導班子。大學生村官計劃為農村干部隊伍輸送了“新鮮血液”。他們用新理念改造著身邊的農民，為鄉村治理注入新動力。
模式十一：第一書記
【專家推介】江西省社科院農村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尹小健
鄉村振興，首先要破解人才短缺問題。江西吉安選派優秀干部到農村尤其是貧困村擔任第一書記，正是從外部引入人才，助推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的有益探索。許多年輕干部從家門到校門，畢業后直接進入機關門，通過下派擔任第一書記，可以增強他們對群眾的感情，提升治理基層、處理復雜問題的能力，為今后更好為人民服務夯實基礎。
目前，第一書記模式作為制度安排已在全國精準扶貧多個主戰場上顯現效果。
【案例】《脫貧后，也不說再見》（記者：郭強）
模式十二：黨建＋
【專家推介】江蘇省農業科學院糧食作物研究所所長王才林
無論資訊多么發達、技術多么先進，“鍵對鍵”永遠代替不了“面對面”。只有用腳步丈量民情，才能永葆黨員與群眾的血肉聯系。
發展績效并不必然轉化為政治認同。通過加強“融入式黨建”，蘇州推動重心下移、力量下沉、權力下放，把社區黨建、機關黨建、“兩新”黨建統攬起來、統籌推進，確立以黨組織為核心，政社互動共同參與的基層治理架構，變基層黨建“獨角戲”為黨群“大合唱”，讓黨建融入發展、融入民生、融入群眾。這種黨建+模式既把組織優勢轉化為發展優勢，又將發展績效轉化為政治認同，其創新經驗值得推廣。
【案例】《“融入式黨建”融出什么》（記者：趙久龍）
農民通過“農民一點通”終端機向專家咨詢農業技術問題
模式十三：互聯網+
【專家推介】嘉定報副總編鄢春生
一臺終端機、一則“工作日志”、一個APP，“互聯網+”作為一種新的基因，正嵌入滬郊社會治理的方方面面，催生意想不到的變化。滬郊“互聯網+”的探索表明，無所不在的網絡，會和無所不在的計算、數據、知識一起，推進無所不在的創新。
在當今信息社會，從“互聯網+”所表現出來的連接、透明、高效等特性來看，它天然具有一種民主的性質。因而，在基層社會治理中，“互聯網+”的應用不僅是一種技術創新，也是一種內容創新，是治理現代化大勢所趨。
【案例】《變！當治理嵌入“互聯網+”基因》（記者：李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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